许多年轻人对我说，他要做一个作家。我总是鼓励这些人们，但同时解释说，当作家与发表作品之间有很大差别。这些人大多梦想的是财富与名声，不是打字机旁漫长时间的孤军作战。“你是想发表作品，”我对他们说，“不是想做作家。”
事实上，写作是一种孤寂、隐遁、不赚钱的事情。每一位受到司命女神青睐的作家背后，都站着千万个终生壮志未酬的人们。那些成功者常常都经受过长期的冷遇与贫穷，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结束20年海岸警卫队生涯时，我想成为一个自由作家，但毫无前途可言。我真正拥有的，是纽约市的一位朋友乔治西姆斯，我和他是在田纳西州的亭宁一起长大的。乔治在我家里找到了我，家是一间搬空了的小仓库，在格林威治村公寓楼，他是这里的管理人。屋里阴冷，没有浴室，我不在乎。很快买来一台旧手工打字机，感觉如同一个天才大文豪。
过了大约一年，我仍然没有什么突破，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卖出一篇小说是那么艰难，吃饭的钱都挣不够。但我明白我仍然要写作，我梦想这个许多年了，我不想成为这样一种人，临死时候还在想：假如我怎么怎么可能会怎么怎么。我要保持操守，哪怕这意味着生活在收入不可靠与失败的忧惧之中。这是希望的幽冥区，大凡有一个梦想的人，都得学会过这种生活。
后来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真正奠定我一生的电话，并非什么代理人或编辑提供大宗约稿，正相反，倒像海妖塞壬在引诱我放弃我的航程。打电话的是海岸警卫队的老相识，现在驻扎在旧金山，他曾借给我钱，并喜欢借此奚落我。“我什么时候能拿回那15美元哪，亚历克斯?”他取笑说。
“下次卖出文章的时候。”
“我倒有个好办法，”他说。“我们急需一个新的公共信息助理，年薪六千美元。如果你肯干，准行。”
六千美元一年!这在年真还不少。可以买到一套好公寓，一辆汽车，可以偿还债务，也许还能储蓄一点。尤其是，可以边工作边写作。
正当美元在我脑子里漫天飞舞的时候，内心深处某种倔强的东西抬头了。我一直都在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全日制专业作家。“谢谢你，我不要。”我听得自己在说，“我要写作到底。”
然后，我在小屋子里踱来踱去，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伸手摸进我的餐橱，一个钉在墙上的香橙板条箱，拿出里面所有的东西：两罐沙丁鱼。双手插进身上口袋，掏出18美分。放进一个揉皱了的纸包。这个，亚历克斯，我对自己说，就是眼下你为自己挣到的一切。我不能肯定，我从前是否像当时那样懊恼沮丧过。
真希望我的写作水平立刻提高，但没有。唯一感谢上帝的是，有乔治帮我苦度窘境。
通过他，我结识了另外一些只身奋斗着的艺术家，如乔德莱尼，来自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老兵画家。乔经常没钱吃饭，不得不去造访左邻右舍，一个屠夫给他一些带少许肉的骨头，一个杂货商给他一些萎蔫了的蔬菜，乔用这些东西煮便餐汤喝。
另一位同村人是标致的年轻歌手，他惨淡经营一个餐馆。据传，如果顾客点了牛排，歌手就一溜烟跑出去，到街对面超级市场去买一份现成的来。他的名字叫哈里贝拉方特。
德莱尼和贝拉方特这些人成了我的模范。我懂得，要坚持不懈为理想而工作，人得作出牺牲，过有创造性的生活。
艰苦磨炼中，我渐渐卖出一些文章。写了当时许多人谈论的问题：公民权，美洲和非洲的黑人。不久，像鸟儿南飞一样，我的思想老是回到了孩提时代。在我静静的房间里，好像听见奶奶，堂兄乔治亚，婶婶普拉斯，姑妈丽兹，舅妈蒂尔的声音，他们在讲述我们的家庭和奴隶制。
从前这些故事美国黑人是不对外人讲的，我也基本上守口如瓶。但有一天与《读者文摘》编辑们共进午餐时，我讲起了我的奶奶姑婶堂兄，而且我说，我想追溯家族根由，直到那用铁链拴着卖到这边海岸上来的第一个非洲人。我带着一份合同离开餐桌，它将支持我采访写作九年。
这是一个爬出黑暗的漫长过程。然而年，离开海岸警卫队17年后，《根》出版了。立刻，我尽情享受到了少数作家所体验过的成功与名声带来的欢乐。炫目的聚光灯赶跑了漫长的黑暗。
平生第一次，我有了钱，到处的门为我敞开。电话整天响，不断结交新的朋友，签署新的协约。我收拾行李，搬到洛杉矶，帮助拍摄电视连续剧《根》。这是一个忙乱兴奋的时期，成功之光照得我蒙头转向。
忽然有一天打开行李时，我无意间看到多年前住村里时装东西的一个箱子，里面有一个棕色纸包。
我倒出包中物，两个腐败了的沙丁鱼罐头，一个五分镍币，一个一角银币，三个便士。往事像漩涡似的一下子涌上心头，和打字机一起蜷缩在阴冷、滴漏的单间斗室的情景历历在目。然后我对自己说，纸包里的东西也是我的一部分根，终生不可忘记。
我把罐头送去加装有机玻璃框。把那个塑料箱干干净净摆在天天看得到的地方。如今它们摆在我在诺克斯维尔的桌子上，放一起的还有普利策长篇小说奖杯;电视剧《根》九项埃美金像奖的半身雕像;还有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最高荣誉——斯平加恩奖牌。我很难说出哪样东西对我最重要。但唯有那第一样东西给我以勇气与恒心，使我在梦想悠悠之中保持对事业的忠贞不二。
这是所有胸怀梦想的人们都得修炼的功课。
(曾用平译)
原标题：《黑利：梦想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