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于鹏远柳无忌（-）是近代知名学者、文学家、翻译家。其父为南社著名诗人柳亚子。年，柳无忌入清华大学读书，曾师从朱自清等名师。毕业后，他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又到英国伦敦大学继续学习西洋文学。回国后，曾执教于南开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大学。20世纪60年代初，柳无忌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创办东亚语文系，任系主任，成为当时美国一个重要的“中国声音”。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北方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之后继续迁往西南成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在南开大学执教的柳无忌因为战争关系，也短暂地来到长沙，之后随着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到了南岳。在南岳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八十天的《南岳日记》。柳无忌手稿（图片来源：网络）我所关心的是柳无忌在长沙的短暂时间，以及他对长沙的印象。查阅湖南师大叶雪芬编纂的《柳无忌年谱》（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10月，柳无忌“在南京数日，逢警报二次。复搭轮沿江而上，途经汉口访妻弟高尚荫于武汉大学。到达长沙时已届十月之末，宿临大本部宿舍，了解临大成立情况，得悉外文系教授会主席为叶公超。”这一段对柳无忌具体抵达长沙的时间记录得并不清楚，只是笼统地讲柳无忌抵长时间是“已届十月之末”。因为柳自己给《南岳日记》写序言中曾模糊地回忆道，“自汉口到长沙，时十月之末。宿圣经学校，即临大校舍。”叶雪芬编纂的年谱出版较早，囿于当时资料缺乏的情况，能编出柳无忌的年谱已属难能可贵。现根据后来出版的《柳亚子家书》（页，岳麓书社，年）年11月2日柳无忌写给父亲的信，可知他当年抵达长沙的具体时间是11月1日下午，住在当时长沙临大的校舍，即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校。叶雪芬编著的《柳无忌年谱》（图片来源：网络）更为难得的是，柳无忌在此信中提到自己对长沙的印象，“沙市多雨，殊为讨厌。此间略似苏州，街道商店等颇简陋，汽车仅大阔人有，次阔者有包车，普通则坐黄包车代步。”可见虽然刚刚抵达不到一天，敏感的柳无忌就对长沙的交通有一个细腻的观察。对于当时长沙临时大学的情况，柳无忌在信中说：“临大现已有学生千余人，教职员甚多，清华几全到，南大最少，有学生百卅余，教员仅十余人而已。文学院师生全体去南岳，约学生百余，教员已到者十七人，未到者尚有多人。自沙去南岳，公共汽车四小时（四元），轿半小时，交通不太方便，无事时我不拟多行，省得来去麻烦。我们所住宿舍，曾为委员长行营，谅不至相当太坏。”可见当时从长沙去南岳的交通时间是四小时，从南岳坐轿子到衡山的临大文学院的校舍还需要半小时。但四个半小时，还只是纯粹的交通时间，没有考虑不确定因素。在之后不久（年11月15日）从南岳给父亲的信中，柳无忌如此抱怨：“自此至长，虽说汽车只需四小时，但其实连上下山，等车，及开慢车等，总得整个一天，实在太不方便了。下次希望没有什么事，我可以不必再去长了。又费时候，又费钱。”可见这一趟去长沙的旅行给柳无忌印象不佳，觉得交通太不方便。根据《柳亚子家书》和柳无忌《南岳日记》的记录，可知柳无忌年两次到长沙的时间与路线，第一次是从汉口到长沙，时间为11月1日下午抵达，当日雨。11月2日，因为下雨，未多出门，仅至商店购去南岳的应用物品。11月3日早晨7点起床收拾，去南岳的汽车上午9点15出发；第二次是从南岳到长沙，11月12日早晨出发，11月15日返回南岳。所幸的是，柳无忌一回到南岳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报告他第二次去长沙的所见所闻，即前引他抱怨交通不便那封信。那么柳无忌第二次到长沙主要做了些什么，对长沙有哪些观察呢？首先是陪同当时抵达长沙的南开校长张伯苓（-）。他在信中写：“张校长于十三号抵长，昨天（十四号）我们陪他去玩了一天，吃了一顿夜饭。他留长十日，休息后即将乘长途汽车去桂林。年老了这样旅行，真不容易。”其次是购买食品及生活用品。信中说：“饭不太好吃。这次去长，买了二匣马宝山饼干。这些上海货物现在也慢慢涨价了。长沙有国货陈列馆，上海国货公司二百货商店，等于上海之新新、大新等，但规模太小了。普通应用东西，长沙都可买到，稍贵而已。”可见柳无忌吃不惯南岳的饭菜。其实柳无忌在给父亲的信里说南岳“饭不太好吃”只能说是轻描淡写。闻一多在11月8日给妻子的信中有更具体的抱怨，他说：“原来希望到南岳来，饮食可以好点，谁知道比长沙还不如……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引自页，闻黎明编著《闻一多年谱》，群言出版社，）。这么难吃的饭菜，难怪柳无忌返回长沙后，立刻购买了上海品牌“马宝山饼干”。马宝山是华侨巨商马玉山的胞弟。马玉山去世后，马宝山为完成其兄未竟事业，于年上海东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号设立“马宝山糖果饼干公司”。当时马宝山饼干和美商生产的沙利文饼干，共占领了上海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市场。方便携带的马宝山饼干铁桶包装（图片来源：网络）最后，柳无忌还在长沙照了一张相。在给父亲的信中，他说“等好后送你们一张，也算一个纪念”。可惜的是，信件中没有提他到底是在长沙哪家照相馆拍的照片，而照片也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整体而言，柳无忌两次到长沙，对长沙的印象不算好。而他从长沙到南岳路上又颇为艰辛，他将这种艰辛记录在了《南岳日记》中，“一辆可容四十旅客的长途汽车，塞得满满的像沙丁鱼。人倒不多，只有二十个，可是大大小小的行李却至少在百件以上。冒着长沙冬天时有的濛濛细雨，于九点一刻开车。”之所以要将他的感受重点摘出，是因为当时这种细节记录尤其稀缺，柳无忌的感受或许也可代表当时联大教授在旅途中的感受。而日记中轻描淡写的同车“二十个”不算多的人，却包括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金岳霖、冯友兰、吴俊升、罗廷光、罗暟岚、周先庚，及英国诗人燕卜荪（WilliamEmpson）等，可谓中国文学、思想界大批代表性人物都坐在那部被上百件行李占得满满的长途汽车上了。[责编:李婷婷][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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