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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歌手陈粒图/视觉中国

一群活在现实却又想免俗的人，在雾霾中，一次次谈论着诗和远方。

文徐雯

编辑王波

整个剧场沉默了5秒，氛围变得严肃起来。灯光再亮起，不倒翁乐队主唱李季躺在了舞台中央——他在扮演一个被雾霾打败的人。

“古时候，口罩是一个小小的道具，我在这边，强盗在那边；小时候，口罩是我小小的恐惧，我在这边，护士的针头在那边；后来，口罩是年我们集体的记忆，我在这边，非典在那边；而现在，口罩是路上的人的武器，我在这边，我还是在这边，我却看不到谁在那边。”

在第三届诗家歌活动的现场，他朗诵了这首《霾愁》。

“这首诗把我击中了。”观众王立告诉《博客天下》。这个一心想来放松一下的互联网从业者，在那一瞬间吸了一口凉气，因为“能联想到自己的生存状态”。

这是年12月16日。北京处于一次雾霾过去而下次雾霾正在来临的短暂晴朗之间。诗人大仙策划的诗家歌活动正在北京西区剧场里举行。诗人、舞蹈家、民谣和摇滚音乐人在这里谈论他们理解的雾霾、诗与“远方”。

诗家歌活动策划、诗人大仙

现场

年12月1日，第一届诗家歌活动在北京愚公移山酒吧进行，大仙找了13位诗人撑场。但有些诗人“在台下怎么说话在台上就怎么念诗”，读诗的韵律和习惯无法为大众认可。有人在大仙朋友圈下回：“下次别让他们来了。”“他们站在舞台上就和现场不搭。”大仙说，“我和翟永明、春树讲，诗歌要随音乐走起来，他们都不服从。”

在第三届活动现场的梁女士第一届时便是观众，如今已不记得当时参与表演的诗人，但她依然对那个冬天印象深刻。“买票那天正好是北京雾霾，我还犹豫了一下，如果当天天气太差，可能就不去看了。”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也和梁女士一样，在那个冬天第一次见识了北京的“雾霾”。

梁女士在一家外贸机构从事财务工作，出生于年代。读大学时，她狂热地喜欢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就冲着他啊，但他也没唱歌。”

“张楚、何勇他们都有经纪人，出一个声儿得5万，我哪儿付得起？”大仙就找他们来给诗人伴奏。这一次，大仙找了音乐人马条、陈劲、邵夷贝、郝为乐队等来唱歌或读诗，“借助大量的音乐，让诗的成色表现出来。”

被刘欢称为“民谣诗人”的音乐人马条能理解大仙的意图和做法。他告诉《博客天下》“诗歌有点曲高和寡，载体不太好弄，一个人花钱看表演，可以，花钱去听诗，好像非常难。”马条在台上唱了两首歌，其中一首改编自诗人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

被刘欢称为“民谣诗人”的歌手马条

在广州参加其他活动的西川缺席了这次诗家歌活动。三天后，戏称一年要参加五百场诗歌活动的西川出现在了单向街书店，参加“亲历诗歌——唐晓渡和当代诗歌三十年”活动。唐晓渡感激到场的四十多位观众：“这个雾霾天出来的，都是生死之交。”

对于诗歌活动中加入很多音乐元素，西川有自己的反思：“一是组织者对诗歌本身不够自信，二是现场要求的是刺激，而很多人觉得诗歌不刺激。实际上来参加诗歌活动的人，内心准备的不是来嗨一把，而是来加入到对世界的一种认识、一种思维中的。”但他又知道，当下的读者还没有做好准备，“你把它当个娱乐、休闲手段，也行”。

第一次参加诗家歌活动的85后诗人戴潍娜向《博客天下》描述了她的感受：“在找小众和大众之间的结合点，歌手在带着诗人走向大众。”

诗人戴潍娜图/视觉中国

王立就是当晚两百多“大众”中的一员。晚上7点，他从海淀来到西区剧场。在中关村鳞次栉比的互联网大楼里，王立拥有一张一平方米的办公桌，他不读诗，但对文艺依然抱有敬畏之心。有一天中午刷微博看到了活动信息后，他决定来看看。对这个正在脱发的40岁男人来说，看什么其实都不重要。“反正票也不贵，我就想看场演出放松一下。”

参与演出的郝为乐队鼓手胡涛对这样的现场也怀有期待。吃过午饭，他就和乐队来到剧场调音。

“你知道昨天豆角都涨到6块8一斤了吗？”在接待嘉宾的餐厅喝啤酒时，39岁的西安青年没有谈论文艺，而是讲起了自己琐碎的日常。

年，胡涛在广州恒大歌舞团做乐手。在广州恒大对巴塞罗那的世界俱乐部杯半决赛前夜，他戏谑道：“恒大要是扶持音乐像扶持足球一样，我早出名了！”

年，胡涛进京，开始做音乐老师。从周一到周五，他每天西装革履去不同的学校上课，谨记“不能打孩子骂孩子挖苦孩子，和家长说话必须有教养、不能说脏话、不能很自我”。在已经过去的年，他几乎每天都奔波在不同的学校和音乐机构之间，但还从来没有体会过艺术工作者的快感。“只有在台上的15分钟，我就是我，我可以不用想超市的鸡蛋几块钱一斤。”胡涛说。

当天，郝为乐队的主唱、诗人郝为姗姗来迟。他去给公司看新的院子。“全民皆商的时代，没办法不成为商人。”年4月，他与人合伙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开始了天天妥协的商人生活。“太打扰了。”郝为感觉身上穿了沉重的盔甲，只有当晚他才能拥有15分钟去尽情谈论诗歌，尽情回到艺术家的身份里。

歌手邵夷贝图/杨硕

“介于务实和虚荣之间，介于失败和成功之间。”民谣歌手邵夷贝朗诵着她的歌词《我就是我》。她说，很多现代人都在生活在不同身份的矛盾与纠结之中。

“无暇顾及。”接近不惑之年的胡涛告诉《博客天下》。他平时根本不会读诗，忙得很现实——买房、养车、养孩子。“就是这样，俗不可耐。”他说自己尽量在免俗，但“还是俗人一个”。

胡涛还记得第一次参加诗家歌演出时的场景。在表演间隙，他潜伏在观众中听诗人们读诗。“有距离感，但有气场。”“社会上的人说话比较虚，诗人的言辞却很真实、很接地气，很自我。这是真正人的声音。”他形容。

只是一走出剧场，浮在他脑海中的就是“摇号、租房”，不得不考虑所有俗人都会考虑的问题。“我自己感觉很分裂，只有这种活动的时候我很纯粹，我是艺术家，不谈家我也是艺术工作者，可在俗世上，我只是食物链的一条。”胡涛喝着酒说。

矛盾

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生活在北京的矛盾感。

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戴潍娜回国，做过国有企业职员、记者、主持人，也建过五人的核心团队做了一年的碳交易新能源公司，后来又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但她最终选择留在北京。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任何一个转型期都是一个大时代。诗歌一定不是这个时代的合拍者，但诗歌一定是时代气息的审视者，我必须让自己的生命同更加重大的、更加广阔的事物去建立血肉联系。”她说。

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民谣歌手邵夷贝同样关切现实。每年，她都会写一首时事盘点的歌曲。

“大颗粒尘埃肺，化学工厂胃，打包汽车尾气去野炊。”她在诗家歌的舞台上这样叙述现代人的处境。年，她开始练习马拉松，从短距离一路训练到能跑全马。但年年底，她放弃了这项目前被称为“中产阶级新时髦”的运动。

“因为雾霾。”每天晚上睡觉，她都会保持窗帘打开的状态，“早上那一眼很重要”。采访当天，北京又是重度雾霾，邵夷贝几乎强迫症地打扫了一遍屋子，又打开空气净化器，点燃香薰灯。“外面这样了，家里就要尽量干净。”

“北京就是，你得跟它在这块土地上扛。你要扛过它了，它就软了。”诗家歌活动的第二天下午，马条在东五环外一个咖啡馆里这样说。当天他的车限行，没法进城，他已经非常坦然地接受这样的生活。

年，向往自由的23岁克拉玛依青年马条，带着块，坐了一天的汽车到乌鲁木齐，又坐了72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到北京，开始“举目无亲的北漂生涯”。一度血气方刚的他现在对北京的怨气已经被磨掉了大半。一个路口堵一个小时，他觉得很正常，当飞机延误超过三小时时，他学会了自我安慰“还能挣几百块钱延误险”。

“太消耗了。和堵车做战斗，和雾霾做战斗，和互联网这个行业做战斗，和90后、00后的趣味做战斗。可是为了什么呢？”王立说。这个互联网从业者周末穿了一身休闲装，文质彬彬。

“你说我到底在焦虑什么呢？”他问。出去抽了一根烟回来后，他说：“我接受你采访是因为我确实想找人聊聊，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转型了？可是互联网不是最时髦的事物吗？”

10年前的王立曾经迷恋过成功学。30岁的他曾经希望以此汲取营养、丰富内心，可到了40岁，发现“现实很骨感”。他想找到精神慰藉，却发现身边的人都开始找心理医生。“现在不得个抑郁症，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这个男人每天早上得花两小时挤在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地铁里去上班，越来越疲于应付自己的生活了。

“你把诗歌当作功用性的东西吗，类似于成功学？”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可能以后不会去诗歌活动了，诗歌还是太遥远了。”

同在现场观看演出的林先生几乎每个节目的间隙都在叹气，几乎每隔两分钟都会转换一种坐姿。当表演进入到30分钟时，他匆匆离去。

两小时后，司机陈师傅的出租车电台中播报着新闻：12月19日至22日，京津冀地区将有中至重度雾霾，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工作；目前四惠东到高碑店路段严重拥堵，请往通州方向的车辆选择绕行。

“北京就是血管堵，像人的高血压病。”他说。

误解

作为活动的策划者，大仙虽然加了很多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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