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八面玲珑，也总有人义无反顾。

这是我在元旦假期看完一部电影之后，随性发在社交平台上的一句感受。

所言对象并不难猜，就是那部韩延导演的荧幕新作《送你一朵小红花》。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虽然从整体呈现来看并不完美，但也承载了我们在略显混沌的当下，最真诚、坦荡的一抹需要。

所以我还是想把我年的第一篇稿件，送给它。

一、略显规整的叙事节奏

韩延导演的自导自编，似乎永远都是那么的值得信赖，他总是能以一个很具有发散性共鸣的题材作为切入，他从不为了去替谁说教，他只是负责讲好故事。

在《小红花》中，那种节奏分明，转折凌厉的叙事特点，与韩延导演18年上映的，同样有些许人文寓言色彩的《动物世界》十分相像。

只不过《动物世界》的故事发展与转折是依靠人物来推动的，张景坤的登场是为了激活郑开司的思考灵感，而孟国祥的论述则顺利引出了有关“均衡思维”的猜想...

影片中几乎每一位新出场的角色都宛如沙丁鱼群中的鲶鱼一般，把整部电影的情节线重新打乱再呈现到影迷面前，用类似于一个个“支线任务”般的新鲜感，盖过了那最原本的矛盾关系。

《送你一朵小红花》则更像是以事件来推动故事发展，这就使得真正的主线成为了在观众心中不变的核心。

而比起萨弗迪兄弟在《原钻》中教科书般的“以支线任务刺激主线结果”的叙事结构，《小红花》的悬念感与戏剧冲突无疑少了一些，也因此导致影片在真正来到节奏加快，高潮迭起的后半幕时，却掉入了一种“意料之中”的陷阱。

不过若是将影片的结构与内容割裂开来看，对于评价这部电影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

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最为璀璨的闪光之处，恰恰是那些于影片中无声绽放的人文主义。

二、恰到好处的人文主义

在近期上映的皮克斯神作《心灵奇旅》中有一句台词写的非常通透，“火花不是人生目标，当你想要生活的那一刻，火花就已经被点燃”。

身处于绝望中的人，最需要的也并不是在刹那间摆脱苦海的良药，而是一点点曙光，哪怕仅是一点点曙光就足以实现对这颗灵魂的拯救。

“神说要有光，但也要有人先开窗”。

于是乎，当无时无刻不以最丧气的视角看待世界的韦一航，听到了那句他从未得到或想到过的回答之时，他心里的那扇窗，终于被不经意地推开了。

马小远，就这样突如其来，又理所当然般的成为了韦一航的“破壁者”。

这个男孩终于选择了将他最擅长的偏执换一个阵地释放，在那个充满了不甘与酒气的雨夜，他第一次明白了爱情的意义。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那部温暖了我许久内心的台剧，《做工的人》。

在这部剧每一集的开篇，都会打出一句类似标题或本集主旨的句子，在第4集的伊始，印着的是“艰苦人疼惜艰苦人”。

坦白讲，直到我看到夜市里的那场母女相认戏码之时，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为了家人的未来而讨个“不体面”工作的人从来都不可耻，可那种发自心底的自卑依然在他们的心底筑起了一座高墙。

所以小玉妈妈会在看到女儿之后，马上掉头，逆着人流匆匆逃窜，生怕因为自己而令女儿在心仪的男生面前丢脸；

所以昌叔会在走进再普通不过的一间便利店时，也不忘在门口脱掉那双沾满泥污的工作靴，生怕自己为其他客人添上不必要的麻烦...

艰苦人懂得艰苦人的艰苦，正如抗癌者了解抗癌者的难处。

《送你一朵小红花》选择了在年的最后一天上映，这一举动本身就格外具有其人文意义。

在年末，哪怕是评分不甚理想，剧情乏善可陈的《神奇女侠》，也依然能靠几处人文主义的闪光而令我眼前一亮。

承载着影片中真正神性的史蒂夫，在面对现代社会时表现得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但最让他激动和振奋的，依然是那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对飞机的热爱。

当他驾驶着飞机穿过云层中绚烂的烟花之时，我看到最浪漫的一幕恰恰不是两人的对视而笑，而是那一句在荧幕底端印上的——“今天是独立日”。

正如《生死狙击》中马克·沃尔伯格的那句充满无奈的妥协话语；正如东木老爷子在《美国狙击手》中塑造的“牧羊犬”形象；亦正如在《乔乔兔》里那位同样身为少数派的K上尉，带着副官浪漫而自由地发起的最后一次冲锋...

无论是偏爱国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浪漫情怀，纵使我们没有经历过水深火热的战争年代，也不是在这社会中煎熬度日的少数派，但我们也依然会为之感到些许的触动，这是一种很原初的共情力量。

而在年，我们或听、或看到的负面消息，实在太多了些。

于是这种共鸣感就犹如积攒了数月的洪水，只需一个细孔便能瞬间冲垮情感的堤坝。

生活本身就已经足够精彩和戏剧化了，根本无需任何刻意附加的设计来渲染。

所以当导演将题材定在了那些特殊或弱势群体之时，要做的也只是把镜头对准他们，然后就像小丑在《黑暗骑士》中曾笑着对布鲁斯·韦恩念道的一般，“Allittakesisalittlepush（只需要轻轻一推）”，就已足以。

韩延导演则将这种“alittlepush”，用在了众多的细节处理之上。

比如通过照片里的彩虹标识为少数群体默默发声；再比如靠车上的平安符、父亲衣服上的破洞来悄然传递出烟火气息；以及通过韦一航的耳机状态（戴上或摘下）来反射此时他的内心感受...

不刻意，不强调，在保留了影迷们寻找彩蛋乐趣的同时，又不至于让那烧脑的感觉喧宾夺主。

从对癌症患者群体的勾勒，到对影片中情感爆发的打磨，再放大至整部电影流露出的人文主义关怀，一切都刚刚好。

三、一场卡夫卡《变形记》的反面映照

卡夫卡的“出现”在我看来，应该包含着三重含义。

最浅显的一层便是利用“卡夫卡”的标签，来证明韦一航最终在大学时攻读了马小远偏爱的文学，而非自己钟爱的旅游地理。

第二层含义则在于利用对卡夫卡的生死观评述，完成对韦一航人生的影射。

那种从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普遍流露而出的绝望感，与结识马小远之前的韦一航的，生活如出一辙。

除此之外的另一重含义，则藏在了那部以“荒诞”著称的小说《变形记》里。

《变形记》的故事无疑是荒诞的。

还有什么比一个好端端的大男人，一睁眼就没来由的变成了一只臭甲虫更荒诞的事儿呢？

但在我看来，《变形记》整篇小说中最荒诞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这一事件本身，而是卡夫卡为那些逐一出场的人物赋予的心理色彩。

格里高尔始终是家庭与公司的赚钱机器，纵使是变为了一只甲虫，他最先思考到的依然是自己的“使命”；

他的家人则只单纯把他看作是没有心理活动的经济支撑；

公司经理也并不在乎这架机器停转的原因，他所关心的只是误了火车的格里高尔将“损害”多少“属于”公司的利益...

从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第一天起，直至他满怀对家庭的内疚孤独死去，整个过程里竟没有一个人愿意花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把格里高尔变回人？

而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如果我们把韦一航的角色与格里高尔进行一番置换，便会发现整部影片中出现的所有声音、符号与象征，都在指向着与《变形记》截然相反的方向。

最典型的便是父母。

母亲每日研究着抗癌食谱，俨然已成为了半个癌症治疗医生；父亲则选择瞒着孩子在周末开网约车挣钱来贴补家用。

他们从来都舍不得让儿子受一丁点委屈，而那次在饭桌上的掌掴，竟也是这位父亲第一次对儿子挥拳相向。

韦江说他动手，是因为听不得那个“死”字。

可事实又果真如此么？

在饭桌上那次冲突后产生的“余震”，是那般赤裸的映射着这个中年男人发自内心的悲哀、无助与自责。

比起像儿子那般整日抨击老天的不公，他更愿意把这份责任归结到自己的身上——如果我有本事，家里也不至于如此拮据，儿子就更不必为了一趟旅行，而偷偷跑去拿自己的身体冒险。

所以在面对儿子的以身试险时，他表现出的是发自本能的气愤；

在录那段二人世界的一天生活短片时，他展露出的是故作轻松的坦然；

可当整个饭桌上的亲朋一同商量着卖掉房产来贴补给他之时，这位中年男人却在刹那间就陷入了崩溃。

电影里登场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如此，他们为自己的所爱之人奉献着一切，从来不计回报，始终义无反顾。

是让一个人的灵魂彻底被虫的思维占据，还是让一个充满绝望的人感受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电影与小说，分别做出了各自的选择。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在影片的中段，马小远为奖励韦一航的第一次积极主动，在他的手背上画了一朵小红花。

而我们，在才刚启程的，或者说，在未来的每一天里，也可以时常赠予自己，或是任何你爱的人，一朵“小红花”。

甚至有时你都不必去刻意寻找些什么理由，哪怕此举只是为了取悦自己，又何尝不可？

愿这份在跨年夜流露而出的温暖，能够在电影、音乐、文字以及未来的生活之中，以任何适合的方式继续传递下去。

这里是自媒体人加七君，给你我的温度，期待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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