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工作。那会儿在州县工作，下乡是常有的事。我作为州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更少不了跑基层。海西州有3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内地一两个省的面积之和。在如此辽阔的地域之中，下去走走，不可能都是安步当车，也不可能都骑自行车。在青藏铁路西格段通车之前，汽车应该说是这里最快捷、最理想的交通工具了，可汽车却不是谁想坐就能坐的。那个时候，无论州上还是县上，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帆布篷的北京吉普，州县领导出行尚且不能百分百地保证，像我这样的一般干部，就更不敢心存奢望了。通客运班车的地方倒还好说，买票乘车就是了。难办的是，很多地方根本不通班车。还有一些地方，如茶卡、乌兰、都兰、香日德、诺木洪等地，虽然也通班车，但却只有过往车辆而没有始发车。一到这些地方，你若想乘班车，那就得先看看车上有没有因乘客下车而空缺出来的位置。也许是“美好的事情往往容易忘记，苦涩的事情恰恰不容易忘记”的缘故吧，时隔多年，我的脑海里还常常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买不上班车票的情况下，就只好坐在公路边上等待过往的货车，希望师傅能顺路捎带自己一程。一见有汽车过来，就连忙站起来招手，可车上的司机就像没看见你似的，一往无前地绝尘而去，留给你的，只是一股滚滚烟尘和难以言喻的失落。一辆车过去了，又一辆车过去了，可你依旧在老地方待着。

现在回过头来看，货车司机一般不愿带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他有他的任务，干嘛要多此一举呢？再说，从安全角度考虑，带个人也未必就好。那个时候，海西有好几个劳改农场，万一来挡车的是个穷凶极恶的逃犯，岂不麻烦？

从县到公社，从公社再到生产队，要么是没有公路，要么就是路况很差，汽车根本无法通行。坐车既然无望，骑马或者步行无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不要说像乌兰县戈壁公社、蓄集公社这些离州上不远的地方，我们可以不在话下地徒步往返。就是比这更长的路，我也走过不止三五回。有一年夏天，我在都兰县采访，县上的同志为我提供了一个巴隆公社的采访线索。我搭乘一辆便车到达公路边上的依柯高里农场。一打问才知道，我要去的巴隆公社塔文托洛哈大队离这里还有几十公里呢，那里不通汽车。在问清道路之后，我毅然决定徒步前往。没想到，这么偏远的地方竟然会有那么多的蚊子。蚊子又大又凶，一见有人走来，它们便疯狂地围拢过来，在你的头顶盘旋，在你的耳边嗡嗡，弄得你烦不胜烦，一时没了脾气。不得已，我只好把外衣脱下来蒙在头上，以抵御蚊子的侵袭，差不多走了一天才到达塔文托洛哈。好在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状况还好，一个人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原漠野，倒是没有多少安全方面的忧虑。要是猛扎扎跳出几个拦路抢劫的歹徒，那我可就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下基层难，回老家探亲又谈何容易！长时间的坐车、换车，常常弄得人头昏脑涨。我们从德令哈乘坐班车，沿着凹凸不平或者满是“搓板”的公路向西宁进发。第一天只能走到茶卡或者黑马河，晚上在灯光灰暗的旅社住一宿，第二天下午才能到达西宁。到了西宁不见得就能马上买到去西安的火车票，只好又在西宁耽延两三天。西安下车以后，还需要换乘开往家乡的汽车，等双脚踏进家门，四五天时间已经过去了。当然，比之老一代柴达木人，我们的行路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一位年最早进入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厂元老给我说过，他们当年从西宁去盐湖，统共公里的路程，却在汽车上整整颠簸了7天。如今，有7天时间，去大洋彼岸的美国都可以打一个来回了。

我印象中，那些年的绿皮火车开得很慢，乘客好像也特别多，逢了学生寒暑假或者春节，车厢的过道里、座椅下、厕所里都站着、躺着人。大约是在年的农历正月吧，我和妻子、女儿从西安上车返回青海。只见从上海开往西宁的火车上人头济济，摩肩接踵，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不要说在车厢里随意走动了，连挪挪身子都异常困难。我们买的是站票，途中也一直找不到座位，只能百无聊赖地站着，从西安站到宝鸡，从宝鸡站到天水，又从天水站到兰州。这时候，也只有在这时候，人才会禁不住从心底生出一声感叹:青海太远了！孩子不像大人那样能忍耐，她不时流着眼泪问我们：西宁咋还不到呢？我们只能好言抚慰：快了！快了！

坐火车如此，坐汽车是不是就好一点呢？未必！有一年冬天探亲归来，为买去德令哈的班车票，我到当时位于西宁南关街的长途汽车站跑了不下五六趟。好不容易上了车，途中却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早晨出发的时候天空阴沉沉的，车到江西沟，纷纷扬扬的雪花便飘落下来。雪越下越大，搓棉扯絮一般凌空飞舞，道路湿滑，司机只能小心翼翼地低速前行。西去东来的汽车都堵在了橡皮山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形成了一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蜿蜒几公里的汽车长龙。就这样，车在山上滞留了几个小时，直到凌晨两点来钟，才到了茶卡。茶卡一时车满为患，一个小小的旅社，如何容纳得了这么多的旅客？总不能在寒风旷野里过夜吧，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敲开了时任茶卡公社书记的朋友毛国良的家门，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夜晚，更确切地说，是度过了几个小时。这样耗时费力地探一次亲，简直就跟打了一场仗似的，让人好些日子都缓不过劲儿来，也让人不能不将探亲之旅视为畏途。

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速公路还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标记。谁能想到，仅仅30年之后，它却成了我们司空见惯的公路形态。一条条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把青海城乡紧紧地连接起来。海东、海南、海北这些离西宁较近的地方不用说了，即使以往人们视为天边地角的称多、杂多、曲麻莱、久治、茫崖、木里、苏里等地，也都毫无例外地通了高速公路或高等级油路。以前需要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才能抵达的地方，现在半天时间就轻轻松松地到了。“朝发夕至”不再是梦，“早晨在西宁吃羊肉泡馍，下午在昆仑山口观光拍照或在结古的文成公主庙瞻仰”，也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通村畅乡、班车到村”的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使广大农村以往难以下脚的泥水路，变成了平坦光鲜的水泥路，很多地方还装了路灯。

西宁早就有了可以降落大型客机的曹家堡机场，航班四通八达。德令哈、格尔木、花土沟、玉树、果洛等地，也都建了能降大飞机的机场，通了航班。有急事在身的人，可以选择坐汽车、火车，也可以选择坐飞机。

年，我和老友王文泸、程起骏应海西之邀，结伴走了一趟柴达木，先后去了天峻、乌兰、都兰、格尔木、茫崖、花土沟、冷湖、大柴旦等地。四千多公里的漫漫行程，却只用了10天时间，这要搁在从前，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恐怕都不够。10天当中，我们边走边看，还不时做些采访和座谈交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啊！由于车好、路好，我们三个白发皤然的30后和40后，竟然没有车马劳顿的颓唐和疲惫之感。从海西回来，我用《海西行》一诗，记述了此行的欣悦和激动。其中，涉及行路的有这样几句：“条条大道平如砥，千车万载竞驰驱。车行掣电复驰风，穿云破雾气如虹。回思当年行路难，无车弹铗怨冯谖。欲行当行行不得，怅望公路心怆然……”

年，我参加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的文学笔会。从西宁去德令哈坐的是飞机，从格尔木回来也是坐的飞机。往返的时间都不过几十分钟。四天的短暂逗留中，既参加了多次座谈讨论，还去了都兰县宗加镇的艾斯里金草原实地采风，再一次享受了蒙古包的温馨、热诚和浪漫。

瀚海尽通途，关山度若飞。

抚今追昔，我不禁感慨万千！

青海牧区的广袤草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骆驼和牦牛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牧民在转场的时候，将吃的粮食、烧的牛粪、住的帐篷、用的锅碗瓢盆，一股脑儿都驮在牦牛或骆驼的背上。那种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扶老携幼、举家搬迁的艰辛和沉重，留给人的，是由衷的钦敬和一声深长的叹息！而这一次，我在艾斯里金草原却亲眼看到，这里的所有人家都有摩托车和三轮卡车，很多家里还有小汽车，一说要到镇上买什么东西，开上汽车就一溜烟地走了。

过去牧人的帐房里，有肉，有炒面，有茯茶，有粉条，有挂面，唯独没有时鲜蔬菜，饺子、包子里也全都包着肉，那是交通不便、买难卖难造成的。而今，西红柿、茄子、辣椒、韭菜、鸡蛋等等，都上了牧人的餐桌。除了煮一锅香喷喷的羊肉，也能整出个七碟子八碗来。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蒙古族牧民、民间歌手高卫的家里。他告诉我们：有了路，有了桥，有了车，牧民就能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把牛羊和畜产品运出草原，运到城市。而牛羊经销商也能够找到上海、广州、西安等更远地方的买家，将牛羊卖出更好的价钱。牛羊卖得好了，生活水平也就提高了。难怪这里的蒙古包都那么宽敞、漂亮，难怪牧人一个个都笑得那么灿烂！

高卫说得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与交通便利程度息息相关。有了路，有了桥，有了车，就医难、上学难等很多长期困扰牧民的问题，就会得到改善或改观。他的话，唤醒了我沉埋已久的记忆，许多年以前在天峻舟群草原见过的一幕，又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两匹马，两个年轻的藏族牧人，护送一位罹患重病的中年妇女去公社卫生所看病。歪在马上的病人面色蜡黄，脸上挂满了豆大的汗珠。她的身子抖动着，嘴里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呻吟。他们所在的夏季草场，离公社有六七十公里，骑马至少得走两天。这样危重的病情，这样孱弱的身体，能经得起马上的长途颠簸吗？公社卫生所能治好她的病吗？如果还须转院治疗，那横亘在舟群和县城之间波涛汹涌的峻河、布哈河又该如何渡过？一连串的问题争着往我的脑子里挤。我知道，在当时的牧区，很多牧民生了病都不去诊治，实医院，但因山水迢遥，道阻且长，一些本来可以治好的病也给耽搁了。

行的变迁，大大缩短了人在路上的时间，这就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使人在相同的时间长度内，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它反映的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命长度的延伸，折射的是一个地方的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让遥远的青海不再遥远，艰难的行旅不再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