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讲的故事，涉及到一个特殊群体。

看完，百感交集。

在吉林市中心，一个劳务市场旁边，一条幽深僻静的巷子里，有间破旧不堪的旅馆。

价格极其低廉，2元就能睡一晚，只招收女房客。

条件很差，蟑螂臭虫比人多，高低不平的床架子摇摇晃晃。

床单被罩打着补丁，经年累月不知被多少人盖过，已经跟抹布一样看不清原本的底色。

20多个女人就住在这里，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满了这个不过十平米的房间。

她们都是贫穷的外来务工者，大多上了年纪，要么逃婚多年无依无靠，要么儿女不孝谁也指望不上。

总之，都有着各自深重的苦难。

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这些中老年女性民工像“被腌渍的烂白菜”一样，打一天零工挣一顿饭，咬着牙拼着命。

只为了活下去，活下去。

方淑珍在这里住了整整八年。

她的人生，仿佛是一位女性所能遭遇到的所有苦难的集合：丈夫出轨家暴，儿子不孝，年老无家可归……

“就像一只流浪狗，一直被赶来赶去。”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大半辈子。

以至于这个2元一晚的女子宿舍，反倒成了她最安稳的“家”。

当年20出头的方淑珍，出落得水灵白净。她被家里人“卖”给了一个大她13岁的光棍，噩梦就此开始。

结婚后，男人吃喝嫖赌，动不动就打她骂她。在她生下两个儿子后，就被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家门。

此后，她颠沛流离，从农村一路流浪到城市，靠打零工为生。

随着年岁渐长，卖苦力的活也越来越难找。医院伺候老人，洗脚洗衣、端屎端尿，跪在地上给老人剪指甲，一个月能赚个出头。

现在的方淑珍已经62岁，无论从哪种意义上，也早就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

可是，她能指望谁？

大儿子生活困难，小儿子身患重病，儿媳妇也有皮肤癌。她好不容易攒点钱，还得给儿子帮补家计。

有一次大儿子来女子宿舍探望她，话没说两句就开始伸手要钱。

前不久她刚去了趟小儿子家，本想帮忙干点农活，却又被儿媳妇赶了出来：“你走吧，我们养不起你。”

那天她背着个包，一大早就从儿子家出来，一边走一边哭。

最后，又回到了女子宿舍。

只有这个苦难扎堆的地方，从没把她当累赘。

从儿子家出来后，方淑珍心情不好，一直没有找工作。

几个月来，她每天只吃一块钱的花卷，就着点咸菜，有时候买点豆腐脑。

未来怎么样，她不知道，也不敢想。

只是绝望地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天真的不行了，就喝点农药寻死。时间要在晚上，不耽误孩子，一早起来就可以将她发送走。

有时，她也会不忿地向姐妹们哭诉：

“我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命这么苦？”

劳务市场喧嚣依旧，宿舍里一位老人沉默地抽着烟。

没有人能给她答案。

女儿小芳3岁时，张燕秒住进女子宿舍；如今女儿17岁了，她还没有离开。

张燕秒也是个苦命的女人。她的丈夫死去，扔下两个月的女儿，草房土地被占，命运的不公一次性倾泻在这个女人身上。

最初入住时，她总是愁眉苦脸，总是哭。可哭一会儿就被人呵斥：哭有什么用？

住在这里的人，刚来时谁没哭过？几乎每来一个新人，都会坐床头哭诉一番，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被打、亡夫、子女不孝顺……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

可是，眼泪在这里是最没用的事物。它换不来食物，换不来怜悯，换不来明天。

哭不能让你活下去，更不能让你的苦难减轻半分。被生活磨砺半生的女人们，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

当然，也有例外。

今年17岁的小芳，是宿舍里唯一鲜活的面孔。

她从3岁起就跟随母亲住在这里，早早地辍学，13岁就开始打工，比任何一个人都迫切地盼望要离开。

但，这又谈何容易。

她跑到附近的餐厅打工，尽管那里的空气飘着油烟味，尽管连晚上住的床是用椅子拼起来的。

她常常一大早就往网吧里钻，玩飞车游戏，认识几个遥远的朋友。在那里，有她从未接触过的、遥远而梦幻的世界。

她得意地向来人炫耀：“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可瞬间，这个幻想出逃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跟妈妈一起吃饭。

住在女子宿舍的人们，多多少少都被同一种命运捆绑着。

贫困，绝望，没有出路，无人关心。

她们始终游荡在城市的边缘，即便与市中心咫尺之隔，即便轰轰烈烈拔地而起的高楼肉眼可见。

白天，她们如蚂蚁般涌出，加入到成千上万的劳务大军中。

入夜，她们如幽魂般消失，龟缩回那个散发着霉味的狭小空间，等待下一个白昼降临。

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女子宿舍的老板孙世清，大家都叫她孙二娘。

孙二娘本身也是个苦命的女人。30多岁时她丈夫跟别的女人好上了，她就被赶出了家门。

在外辗转多年，她亲眼看到有许多姐妹跟她一样流离失所，于是开起这家2元女子宿舍，给她们留一个容身之地。

一个女人独自拉扯起一门生意不容易。但性格要强的孙二娘，多年来把宿舍打理得妥妥帖帖。

她事事亲力亲为，从来没有雇过服务员，从洗厕所，打扫卫生，照顾住客，全是一个人搞定。

“她们给别人打工，我给她们打工。”孙二娘笑着说。

在住客们口中，她抠门得很：

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把包裹寄存在她四平米的小屋，也要收四块。

有时租客还暗地里说，“这女人钻钱眼子里了。”

但这个泼辣爱钱的女人，也总有心软的时候。

有时住客生病了，她又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住客们找不到零工，孙二娘还会领着她们找工作。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

孙二娘就像个领头的大姐大，多年来一直照顾着这些没有家的女人。

她心里清楚得很，住在这里的女人，大多是没有出路的。

她们年老色衰，没有家，没有技能，没有钱。留给她们的，只有日渐衰微的力气和仅剩不多的时光。

她清晰地记得曾有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

孙二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铺，连床单都没有换，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

人间严寒，这群苦命的女人只能报团取暖。

孙二娘说：“大家都不容易，聚在一起，有个固定落脚的地方，不至于去睡马路，感觉活不下去了有个人拉一把，多少能活得像个人一点吧。”

活的像个人一点，这是她们藏在心里最深处不愿和人提起的渴望。

有人在床头挂上红气球，作为简陋环境中唯一的装点；

有人在宿舍了养了鸭子，尽管自己穿3元钱一件的衣服，却花10多元钱买了一个包，把鸭子装在里面。

有人几个月没吃一口饱饭，却舍得去美容院，花50块纹两道眉毛；

夜深了她们也会唱歌，唱《十五的月亮》、二人转，都是些很久的老歌......

无论身处何处，人都想要尊严而体面地活着，哪怕只能维持最低的底线。

大概，这就是她们捍卫尊严的方式。

就如你我一样。

15年前，纪录片导演戚小光误打误撞闯入这间女子宿舍，一待就是5年。

5年间，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女子宿舍的点点滴滴，留下来的素材足够电视台连续播放两个月不停。

可出于种种原因，这部纪录片最终没有留存下来。如今我们只能从网络上一些零星的片段，拼凑出关于女子宿舍的吉光片羽。

大概在残存的影像背后，还有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或悲或喜，映照着这群女人跌宕的人生。

15年后，一位媒体人重新回到了2元女子宿舍。

那里依旧简陋，只是显得更破败了。老板孙二娘还在，可当年的女人们早已不知所踪。

孙二娘说，当年七八十岁的，大多数都死了，老死，病死的都有。

方淑珍在两三年前嫁人了，“她不嫁人不行，太老了。”

曾经竭尽所能“走出去”的小芳，最终也选择了嫁人的方式改写命运。

她的母亲张燕秒一直在打工，几年前，她的亲姐妹凑钱给她买了10年社保。到明年，她就可以领上退休工资，生活有了保障。

她们，终究也选择了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走出去”。

老板孙二娘曾说，“要把宿舍开到自己80岁”，就如要兑现曾经的诺言，女子宿舍依旧顽强地存在着。

尽管它的价格从2元升到了5元，但租客依然络绎不绝，换了一拨又一拨。不知又有多少人躺在方淑珍、张燕秒和小芳的床位上，延续着相似而迥异的人生悲喜。

正如卡夫卡所说，“悲惨的境遇一旦开始，就会一往无前。”只要生活继续，苦难就会存在，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但即便是苦难如女子宿舍的女人们，依然从未放弃改写命运的机会。

我们应该记得，她们命途坎坷也咬牙坚持的勇气，即便身陷泥沼也抬头仰望星空的坚韧。

这种努力，不是跪着乞讨，而是沿街找活儿，用双手赚每一分钱。

因为生而为人的尊严，在她们心里一样至高无上。

她们，值得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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