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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一个异象：

一部十年前的纪录片，被打出9.6的高分。

资源无处可寻，却突然引起大范围热议。

关键词就三个：

女子，住宿24小时，2元。

不夸张，这事是真实存在。

不猎奇，细节均有据可查。

但，仅这三个词，留给人太多想象，也模糊了太多实感。

先别着急猜测定论。

这次，只想借大家5分钟：

去听听，那些在汹涌浪潮中被消音的哭声；

去看看，那些在加速前进中被绊倒的生命。

女子宿舍

吉林省，吉林市。

窄胡同里左转右转，黑漆漆的楼道往上延。

破铁门推开。

“人！全是人！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记者戚小光扛着摄像机，无意中撞到这幕时惊呆了。

向里走。

气味难闻，蛛网横挂。

偷工减料的床板挤靠在一起。

高低不平的床腿靠砖头垫着。

抹布样的床单，分不清哪是原布哪是补丁。

再往前，难有下脚之地。

戚小光恍然想起，窗台外吊挂着的牌子，写着四个字——

女子宿舍

摄像机还在转，戚小光似被某种力量攥住了，心里突然汹涌澎湃。

楼里楼外咫尺间，竟是云泥之别。

巨大的困惑袭来：

为什么这群女人住在这种地方？

为了记录她们、了解她们，戚小光扛着摄像机自此一拍便是五年。

片名就叫《女子宿舍》。

但是。

10年过去，看过这部纪录片的只寥寥几人。

仅留2分钟的预告，一篇《冰点周刊》的报道，以及凤凰卫视35分钟的新闻采访。

没水花，没声响，没应答。

而今日，却也只能从中艰难拼凑这群女人的形象。

凤凰卫视报道《女子宿舍实录》

从头说，女子宿舍：

住宿24小时，仅2元，可日结，随结随走。

但大部分的女人来女子宿舍，都会常住，或者出去打短工再回来。

这便成了她们的巢。

巢就一张床的大小，地面空间不足双鞋大。

行李要枕在枕头下，日用品用塑料袋吊挂在床沿。

众人共用一个蹲坑，水龙头里只流的出吸管般细的水。

住在这的女人，有一个共同点——

没家。

“在这住的一般都没家，哪有家？有家谁在这干啥啊。”

45岁的张燕秒，丈夫早死，草房土地被占，一无所剩。

带着仅3岁的女儿，住进女子宿舍。

一住便是14年。

女儿就在这儿长大成人。

从13岁起，女儿唯一的心愿就定下了：离开这，走得越远越好。

镜头前，怼着酒瓶的张艳秒，眼神如此凶悍坚定。

62岁的方淑珍，丈夫吃喝嫖赌样样沾，家暴成性。

方淑珍48岁时便被赶出家门。

下面有两个儿子，无一成事，生活贫困。

小儿子有病在身，儿媳妇有皮肤癌。

大儿子隔三差五来找老娘要钱，几十一百的要。

方淑珍一天只吃一块钱的花卷，再配点咸菜。

蔬菜不敢吃，更别提荤腥。

她找了份工，在养老院照顾老人，端屎端尿，洗脚擦身。

同时照顾20位老人，一月能挣块钱。

却忘了她自己就是个老人。

《冰点周刊》用“上天入地”形容这些女人，上能盖高楼，下能修地球。

为了维持生计，这里的女人干过各种活：

捡木耳、剪毛葱、掰苞米、种稻米、垒猪圈、洗碗。

一日工作时长超10小时，工资在17元到70元不等。

创纪录的一次，是去水泥厂种树，一天95元。

第二天再去就被拒了：

“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想抵抗岁月，却不得其法。

68岁的宋淑文，用捡来的雪花膏涂白脸，又用捡来的铅笔描黑眉，跟别人说自己只有59岁。

身体早就发出警告：左眼疼得厉害，针扎似的难受。

“现在盼一天黑一天，眼前越来越黑！”

她晓得这眼要瞎了。

不知是否跟她哭太多有无关系。

新住进来的女人们总爱哭。

哭丈夫家暴，哭早年丧夫，哭儿女不孝，哭无儿无女。

哭的理由不尽相同，又无甚不同。

说这些的时候，女人们的喉咙像被放在炕上火烧。

泪被蒸出来，“呲——”又消失得一干二净。

哭完，又自骂自损：

“哭！哭当啥用，白扯！”

流落于女子宿舍的女人，吃着不同的苦，却归到一个巢。

而就在“女子宿舍”旁边便是“男子宿舍”。

虽然没有一部名为《男子宿舍》的纪录片。

但，早就有人把它记录下来。

亦不能被无视。

男子宿舍

年，何苦拍摄《最后的棒棒》。

男子宿舍——自力巷53号。

距重庆繁华的“解放碑”直线距离不足米。

何苦形容它：

“美丽渝中一个正在流脓的伤疤”。

待拆废楼，厚灰蛛网，露出伶仃的屋架。

一间屋上下两层贯通，挤着四五个男人。

条件最好的一张床，元一月，一日10元。

其它床位月租在60元，乃至更低。

甚至可低至5毛一日。

蝇虫蚁鼠，随处可见，

冬不御寒，夏不避暑。

下雨时可接雨，刮风时能喝风。

这儿聚集着一群“棒棒”——挑夫。

以挑运重物为生，挣血汗钱。

百斤重物，上坡下坡，背负2公里，工钱10元。

他们亦有各自的故事。

老黄，已60多岁，年到40岁才与一寡妇成家，后来有了孩子。

为了养家，老黄在外打工。

等再回去，媳妇跟人跑了，家被占了，只剩年幼的女儿。

聊起来，泪依旧忍不住。

某天老黄觉得身体发麻，摔下楼梯。

一查，脑血管堵塞，随时都有脑梗阻和中风的危险。

但女儿还背着二十万的房贷未还，他一刻不敢停下。

河南，河南人，不知其真实姓名，大家就叫他“河南”。

年少丧父，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改嫁。

河南17岁就离家打工。

后来被三个混混围住，给挑断了脚筋。

还有谁？

妻离子散的老杭，被骗光积蓄的老甘......

随便一人的故事拧拧，就能拧出一滩苦水。

等活的棒棒们

《女子宿舍》与《最后的棒棒》。

南北方，男女间，形成一种疼痛的呼应。

这根本没有性别差别，没有地域差别。

他们群居成体，又独自承受各自的命运。

何谓尊严

顾城写：

“命运不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走到哪里你都在命运之中。”

挣不脱，再挣，好似徒劳。

方淑珍说：“我寻思到我不行的时候，我也不吃那下下食，我就寻思喝点农药痛快死掉。”

棒棒老黄从楼梯上摔下来后，“血管都要胀破了”依旧忍：

“医院，挂号都要不少钱......不去，死都要在这里。”

苦命人，女子宿舍的老板见得最多。

她讲：以前住这的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就坐外边劳务市场等活，等着等着头一歪，死了。

生死无常，命数难测。

不忍卒读，不忍直视。

但依旧要写出来。

我更怕这些成了不能正视，可以无视。

不理解的矫情，不能懂的愚笨，不屑知的境遇。

以至于差异性大到要怀疑真实性。

愤怒——“自作自受也就算了，还造了那么多社会蛀虫”。

憎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样的发言太多太多。

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沟壑：

不懂他们为何结婚生子？不懂他们为何不换份工作？不懂他们为何“沦落至此”？

朋友，这不是由互联网所描绘的美好世界，是与活生生的人血肉贴合的人生境况。

年老病痛，知识短缺，情感受创，这些用力禁锢、反复折磨着他们。

他们依然以自己的逻辑维护着尊严体面。

老黄曾说：

“随便拿根棍子，找饭吃的是叫花子，棍子是打狗的工具，而我们的棒棒是干活的工具。”

这是最本质的区别，老黄特别在乎这种区别。

方淑珍一边说着死了算了，一边劝自己：

好好活着。

多轻多沉的四个字。

这一生，他们始终在热烈活着。

《冰点周刊》记录了一个细节：

女人们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唱《十五的月亮》，也会像二人转一样舞手绢。

戚小光看得鼻酸：

“我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他为这部纪录片想好了尾声——一个让人放心的交代，而非彻头彻尾的悲剧。

那时，戚小光想着，这片子要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在露天影院放映。

所有人紧靠在一起，嘴里说着，心里想着：

“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戚小光与方淑珍

只是，只是，一切没能如愿。

这片再也看不到，至于原因，不可多说。

相互记忆

《最后的棒棒》距今不足五年，曾经的“山城大军”渐渐销匿身影。

棒棒这一职业，终将成为记忆碎片。

如今女子宿舍还在，十年间，价格自2元涨到5元。

老板说，就业条件好了，来住的人越来越少。

一些女人走了，一些女人还在，或许到死都在。

有人去拜访，表示想要募捐，被她们拒绝。

图源：轻读实验室

今日谈《女子宿舍》，谈《最后的棒棒》。

不是歌颂，没有批判，甚至我不愤怒，不悲哀。

只因这些人的人生值得去书写。

我始终记得，作家双雪涛曾做过一次演讲，他讲：

可能从一个个体认识世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结性的。不要从这里面提炼出什么大道理，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只是一个人的上升和坠落，是非常值得书写的。

即使不与大时代相勾连，一个人，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也值得好好去写一写。

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卡拉马佐夫兄弟》：

“首先人应该善良，其次应该诚实，但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忘记。”

别忘记，这些游走在边缘的群体。

别忘记，这些与我们无异的生命。

参考资料：

1、《冰点周刊｜两元宿舍》，从玉华

2、《十年后，窝在中国最便宜的房子住了一晚：从2元涨到5元，依旧有女人物价可归》，轻读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