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非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海岸以外3.5公里处，有一座小岛——戈雷岛（IslandofGorée）。它被人所熟知的第一关键词是——奴隶贸易。从15至19世纪，戈雷岛是欧洲人进行奴隶贸易的据点。岛上有一座“奴隶屋”博物馆，展示了奴隶恶劣的处境。

年，戈雷岛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向人们展示着“人类历史上最痛苦的一页”。此后，这座岛屿，尤其“奴隶屋”博物馆，成为世界各地非洲裔的“朝圣之地”，也成为无数跨越种族之别的人们追忆和凭吊历史的庄重之所。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被迫迁移事件。对这些被强迫为奴之人进行贩卖，剥夺他们的劳力，所得的巨大利润为西欧、加勒比地区和美洲奠定了经济基础。而其中的人力成本则是这些被奴役之人所遭受的巨大身心摧残。他们的生命嵌入在每一枚易手的硬币中，添加在每一勺搅入红茶的白糖里，消逝于每一口从烟斗吞吐的烟雾中，被咀嚼于每一口下咽的米饭里。”

——美国国家非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博物馆

美国国家非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博物馆收藏的照片，19世纪，两个黑人在狼吞虎咽地吃西瓜。奴隶制拥护者借这种照片讽刺黑人贪吃懒惰。这种带有攻击性的刻板印象，时至今日依旧存在“发现”戈雷岛与奴隶贸易年，葡萄牙航海家迪尼斯·迪亚斯（DinisDias）成为第一个踏上该岛的欧洲人。当时的戈雷岛无人居住。由于该岛处于非洲大陆南北两端的中间位置，方便欧洲探险者停泊船只，因此对于欧洲人来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年，迪亚斯顺着西非海岸的塞内加尔河，发现了非洲大陆的最西端——佛得角半岛。但当他试图登陆时，却被当地的原住民击退，于是很快返回了葡萄牙。

在轮渡上远看戈雷岛。注：以下图片均为作者拍摄他的这种经历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在他发现戈雷岛的同一年，有其他的葡萄牙探险家企图野蛮劫掠非洲原住民做奴隶，贩运回葡萄牙。探险者兰萨罗特·德·佛雷塔斯（LanarotedeFreitas）便是始作俑者。他领导一个探险队，深入塞内加尔河，第一次野蛮绑架了名近岸的非洲原住民，并把他们带回了葡萄牙。之后，其他探险队也跟风效仿。每年运回到葡萄牙的奴隶数量可达数百人。但这样的劫掠行径很快遭到了原住民的反击。年，原住民乘着独木舟，截住了一搜葡萄牙船，阻止他们上岸，并把劫掠者几乎杀光。因此，当迪亚斯企图登陆时，尽管他没有参与奴隶贸易，但作为劫掠者的同族人，同样受到敌视也就不足为奇了。欧洲人在非洲的奴隶贸易虽以暴力开头，但因为原住民的反抗，葡萄牙人很快意识到，这样的方式行不通。于是，他们采取“和平贸易”，即与西非、中非当地首领和商人进行贸易谈判，以购得奴隶。例如在年，葡萄牙王室派遣富商迪奥戈·戈麦斯（DiogoGomes）去西非与当地的统治者签订和平贸易条约。同时，这位富商也成为“所有贸易货品的接收者，这些货品包括黑皮肤的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还有从几内亚购得的所有商品如香料等。”

当时的葡萄牙既觊觎非洲的奴隶，又看重西非丰富的黄金资源。他们获得黄金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支撑其航海探险。而买到的奴隶，则主要卖给欧洲富人、贵族作为家奴。到了年代，富人购买黑人家奴还成了风尚。葡萄牙王室也因为给予富商以特许经营权而获利丰厚。

而在非洲，出售奴隶的人是来自非洲不同王国或部落的首领或商人，他们将战俘或通过逮捕、绑架得来的人出售，以获得自己感兴趣的商品。后来，“非洲北部和西部的伊斯兰社会还热衷于奴役任何非穆斯林。”他们得到了葡萄牙及后来参与奴隶贸易的欧洲国家所带来的新奇商品，如黄铜、细布和玻璃珠，当然，也包括军火、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在15世纪，非洲人并不知道“非洲”一词，也不把自己当成一体的“非洲人”。当时的非洲是由众多王国或部落组成的，拥有极为多样的社会形态，同时，也是一个有奴隶的社会。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西非也不是孤立于世的，他们早已同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北非商队进行贸易。他们出口黄金、柯拉果、香料和奴隶，而从北方交换来的商品有纺织品、盐、陶器、武器和盔甲。这时的贸易，虽也贩卖奴隶，但数量较少。

在东非，也存在奴隶买卖。公元初成书的《古红海环航记》即记载，阿拉伯人除购入东非出产的象牙、犀角等商品，还贩运少量奴隶去亚洲。9世纪的中国古籍中亦零星记载有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记录。

此外，当时世界的贩奴活动，并不基于种族的观念，更多是社会阶层的体现。在世界更广范围内，很多地方拥有奴隶，包括非洲、欧洲、亚洲和中南美洲。而且，奴隶并不一定是终身的，可能“仅代表临时的社会阶层”。

但欧洲人于15世纪末开始的航海大发现，令奴役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欧洲人发现，在美洲发展矿业和农业拥有巨大潜力。他们开采金矿，还将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东岸的种植园经济，尤其是甘蔗种植园，推广到美洲。但因为美洲原住民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欧洲人时，既缺乏军事优势，又没有抵御欧洲和亚洲传染病的抵抗力，同时，被奴役时的劳动强度很大，导致人口锐减。因此，这些商人便将目光锁定在非洲人身上。16世纪初，大西洋三角奴隶贸易诞生了。

在这场横跨大西洋的黑暗贸易中，商船从欧洲港口出发，到达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沿海地区，用盐、布料、武器、烟草、朗姆酒和珠串来交换奴隶。之后，奴隶贩子将奴隶如货物般并排装进船舱，运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到达后，这些奴隶要么被立刻全部出售，要么被圈起来“零售”。这些商人用奴隶换回黄金、糖、咖啡、烟草和米等商品，运到欧洲后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而这些欧洲人眼中的紧俏商品，浸透了非洲裔奴隶的血泪。

到达美洲后，黑人奴隶用来制糖的锅。锅周围，是享用糖之人所用的茶壶和糖罐等银制品。展出于美国国家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美洲种植园里的奴隶制度与以往的奴隶制或者有奴隶的社会全然不同。它基于种族的差异，专门针对非洲裔。被强迫为奴之人被认为是个人财产，并遭受非人的待遇。一旦为奴，终生为奴，代代为奴。在持续近四个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约万非洲人被强迫离开非洲，万人活着抵达目的地。这些人中，97%被运往美洲各地，其余的被运往西印度群岛、非洲其他地区和欧洲。参与贩奴数量最多的前四个国家，分别是英国（40%）、葡萄牙（31%）、法国（18%）和荷兰（6%）。各个不同时期，主导这场贸易的国家也有变化：16世纪时主要是葡萄牙，17世纪时，主要为荷兰，到了18世纪，则是英国。其他参与奴隶贸易的国家，还有西班牙、丹麦、巴西和美国。而在非洲，参与奴隶贸易的地区主要是西非、中非沿岸，也有少量东南非沿岸地区。

“奴隶屋”：凝聚苦难，也是争议焦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戈雷岛也先后受到不同国家的控制，分别为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这个长为米、宽为米的小岛上，至今还遗留着奴隶贸易和殖民时代的建筑——“奴隶屋”、教堂、炮台、堡垒等。

戈雷岛上的炮台岛上的建筑多被刷上柔和而温暖的色彩。周围环绕着高大的猴面包树、绚丽的三角梅，墙角下、树下，时常放置着当地艺术家创作的油画、木雕等艺术品。这些令整座岛散发着浓郁的浪漫和艺术气息。

戈雷岛风景

戈雷岛上的艺术家和他创作的油画然而，每一个到这里的外国游客，都不是来看景色的。“奴隶屋”博物馆是多数人的第一目的地。在“奴隶屋”入口，挂着一块醒目的告示板。上面用法语写着：塞内加尔人妥善保管着这栋“奴隶屋”，目的就是提醒所有非洲人，曾经有一部分非洲人从这里永远地离开了。这座博物馆不大，更像一座故居。房子建于至年，它最初的主人是一位富有的非欧混血女子——安娜·佩潘。二层的楼房整体呈现出暗红色调。两个弧形的楼梯通向二楼的柱子门廊。楼上，曾是贩奴者宽敞明亮的居所；楼下，曾是奴隶昏暗拥挤的牢房。楼上，现在陈列着手镣、脚铐和火枪；楼下，则承载着无数人的哀思和泪水。

“奴隶屋”博物馆很多名人曾到访这里，如南非政治家纳尔逊·曼德拉、罗马教皇保禄二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老布什和小布什、奥巴马等。据说，曼德拉在参观奴隶牢房后泪流满面。保禄二世在参观时做了一个演讲。演讲以这样的语言开头：“我听到了一声哭泣。我来这里，倾听几个世纪的、一代又一代黑人的、奴隶的哭声……”

“奴隶屋”博物馆展出的手铐脚镣和枪支美国著名非裔知识分子、哈佛大学校级教授小亨利·路易斯·盖茨也曾去过戈雷岛，他说：“尽管我倾向于在这个被历史掏空之地，保持具有讽刺性的超脱，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走进为‘残疾和虚弱’的奴隶准备的房间时，还是不受控制地泪流满面。”这样的地点必定让人联想起几百年前，非洲奴隶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一旦被抓捕为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在考验着每一个押运、贩卖、运输、奴役他们之人的人性。奴隶通常要跋涉很久的路程到达港口。这段行程足以令很多人丧生。即便足够强壮而能够达到港口，他们也几乎被折腾得精疲力竭、肮脏不堪、赤身裸体。

上船后，他们还需要6至12周的时间才能跨越大西洋。而这个过程，足以令另一部分人丧生。他们像沙丁鱼一样被安置在甲板间舱，这个船舱的高度非常有限，人很难挺直站立。除了少量时间让他们到甲板上做一些伸展运动，并用海水洗澡，大部分时间里，奴隶都被关在甲板间舱中。而且是两个人一组被锁在一起。船舱内污秽不堪、透气性差、疾病横生。一位名叫阿隆索·德·桑多瓦尔（AlonsodeSandoval）的西班牙神父在年曾记录到：“西班牙的船员里，没有人在将头凑近舱门后而不生病的。船舱里恶臭熏天，拥挤不堪，真是个悲惨的地方……多数奴隶到达后只剩下皮包骨头。”

也有的奴隶选择自杀。英国“汉尼拔”号奴隶船船长托马斯·飞利浦在年的日志中写道：“这些黑人如此任性，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他们经常从独木舟、小船或轮船上跳海，一直待在水下，直到淹死。他们不愿被带走，也不愿被救起。我们曾见过一些人被鲨鱼吃掉。在船只附近，有数量惊人的鲨鱼。有人告诉我，这些鲨鱼会尾随着船只，一直到巴巴多斯（位于美洲东加勒比海），因为沿路都有死亡的奴隶被扔下海。我们的船上大约有12个黑人故意溺亡，也有绝食的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死后，就会再次返回自己的家园，返回到朋友身边……”

女性奴隶还会遭遇更痛苦的经历。她们被关在单独的区域，可以在其中自由行动。只不过，常常成为船员们泄欲的工具。

船上也会发生暴动，但大多会遭到贩奴者的残酷镇压。他们使用火枪、皮鞭对付任何敢于反抗的人。不过，奴隶杀死船员、抗议成功的事件也偶有发生。但可悲的是，即便摆脱了贩奴者的魔爪，他们也无法逃离死亡的阴影。因为他们不会开船，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在茫茫大海中漂泊、饿死。

奴隶的遭遇，令人们在头脑中想象着一个又一个模糊又悲惨的画面。但在“奴隶屋”一楼的一间间奴隶牢房中，人们“触摸”到了那段历史的样貌。参观者走进低矮昏暗的房间，看到“缝隙”般大小的窗户，注目墙壁上斑斑驳驳的粗糙涂料以及层层累积的游客字迹，再留意到一间只能蹲坐于其中的极小暗室，门上方写着“顽抗者禁闭室”……当人们看到这些时，一声声哭喊、一阵阵呻吟便刹那间传入耳畔，久久难以散去。

“奴隶屋”一楼斑驳的墙壁和狭窄的窗户面对汹涌澎湃的情感，亦有人呼唤理性。法国的非洲研究所（l’Institutdesmondesafricains）史学博士谢赫·塞内（CheikhSene）曾在文章中说：研究奴隶贸易史并不容易，史学家会遭遇多重情绪和观念上的困难：禁忌、羞耻、愤怒、民族主义和好战倾向。但我们不能从感情的角度研究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而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奴隶贸易是当时非洲统治者和精英与欧洲国家平等进行的将之合法化的贸易。也有学者认为，“欧洲各国选择从非洲贩运奴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容易获得一些非洲当地人的协助。”另外，有关戈雷岛和“奴隶屋”在奴隶贸易中的角色还有很多争议。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网站上说，戈雷岛是15至19世纪非洲沿岸最大的奴隶贸易中心。但事实上，很有可能并非如此。谢赫·塞内博士在其论文中说，戈雷岛虽然曾经存在奴隶贸易，但并非也从来不是重要的贸易中心。相比之下，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港是更活跃的贸易据点。另外，加纳的埃尔米纳港（Elmina）也贩卖了大量奴隶。美国《考古》杂志一篇文章中写道：历史学家估计有几万人从戈雷岛离开非洲。这个数字，相比于千万级的奴隶贸易规模，确是很小一部分。

西非一所重要研究机构——黑非洲基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伊卜拉希玛·蒂奥（IbrahimaThiaw）说：“戈雷岛曾经是欧洲人、非欧混血、自由非洲人和非洲奴隶一起共存生活的地方。岛上有的奴隶要被卖到美洲，但更多的奴隶是家奴。”他认为“奴隶屋”拥有的奴隶也是家奴，并非要卖到美洲去。与蒂奥一起在戈雷岛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的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佛朗索瓦·理查德（FranoisG.Richard）认为，奴隶屋不会是奴隶贸易的场所。它更多扮演着“纪念”的角色，承载着人们对奴隶贸易的复杂情感。

也有人说，“奴隶屋”中存在一个“不归之门”。奴隶从此门一出，便与故土诀别。对此，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只是个普通的后门。

存有争议的“不归之门”但无论如何，学者所普遍认可的是，戈雷岛以及“奴隶屋”作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象征，作为西方与非洲人接触的焦点，作为不同种族文化间相互对话、寻求谅解和宽恕的场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奴隶贸易之后

19世纪，国际社会逐渐废除了奴隶贸易。这背后的原因，除了经济和政治因素外，还有北美和英国宗教团体持续发起的废奴运动、大量民众的签名请愿和公众集会活动以及锲而不舍的黑人奴隶起义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奴隶贸易废止了，但它的后果也是深重的。对非洲而言，大量人口的流失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削弱了非洲的经济实力。同时，非洲内部为了获得奴隶而进行的劫掠和战争，也在民众心中种下了长久的不安全感。大规模的奴隶贸易也将非洲政治和社会结构打乱。随后，非洲又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其土地被瓜分，资源被掠夺。

奴隶贸易中，非洲黑人所付出的血汗“为西欧、加勒比地区和美洲奠定了经济基础。”他们创造的巨大价值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塑造了当今的美洲。而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他们在各个殖民地的境遇不尽相同，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也千差万别；他们评估自己新的身份，在当地创造自己的文化；他们反抗奴隶制，追求自由与权力，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今，获得自由的他们，还需要应对长期奴隶制中滋生的种族偏见和矛盾。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人类道德投下了巨大阴影。但正视它，未来才能更光明。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奴隶贩子的后代，开始检讨自己，或发表致歉声明。他们中有的来自欧洲、美洲，有的来自非洲。

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不能假设。不同肤色的人独自发展繁衍的历史一去不回。于是，人类的功课，只能是思考如何和平共处。否则，伸出去的拳头，不知何时又会落到自己身上。

站在戈雷岛上，远眺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浩瀚、广阔。曾几何时，那些被迫远离非洲故土的人，也一定久久地凝望过这同一片海洋。大西洋，看着暴力和死亡，听着呐喊和哭泣，它用猛烈的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阵阵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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